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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有光:防疫的快乐经济学
时间:2020-02-05 16:33 来源:网易研究局 作者:admin 点击:
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?2020,中国迈向全面小康,物质生活富裕后,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,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?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?快

黄有光:年轻人不快乐?30岁左右是人生快乐的最低点

网易研究局出品——中国人如何更快乐

你快乐吗?2020,中国迈向全面小康,物质生活富裕后,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,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?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?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?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。

 

NO.004 防疫的快乐经济学

2020年元月,几乎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是关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。在公共场所,多数人都戴上口罩。企业延长假期,学校推迟开课,路上行人与汽车都寥寥可数,几乎人心惶惶,好像是大难临头。

对各种措施、政策、改变的评价,经济学讲求要考虑成本与效益,而成本与效益最终应该根据人民的利益,就像习近平主席所多次强调的,人民利益是高于一切的。当然,讲人民利益,不能“单以GDP论英雄”,不能只看物质上的利益,最终应该看对快乐与痛苦(或净快乐)的影响。因此,防疫的成本效益分析,也可以说是防疫的快乐经济学。

可以确认的一点是,不论是成本或效益,都不能只看当前的,还要看长期的。由于长期的涉及各种重大不确定性,成本与效益都很难估计,而且涉及各种专门或技术上的问题,也不是笔者所完全熟悉的。不过,至少有些方面依然可以讨论。例如,有人(应该不是官方的)建议把室内温度开到25摄氏度以上,使病毒不能生存。我想,如果大家都在大冬天把室内温度开到25度,所浪费的能源与所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将会造成的死亡人数,很可能是其利益的几百倍。因此,这类建议是不恰当的。

关于冬夏天的室内温度,如果说22度大约是比较舒适的室内温度,那么,冬天应该开到低于这个温度,而用多穿衣服来取暖;夏天应该开到高于这个温度,而用少穿衣与多冲凉来避免太热。这一方面是节省能源与减少排放,一方面是因为夏天人们穿得比较单薄,冬天穿得比较多。然而,很多地方的室内温度是与这个经济道理相反的。例如,在常年都是夏的新加坡,如果你没有多带衣服,在室内开会往往会被冷到病倒;在北京的冬天,很多地方你一进入室内,脱光衣服还会觉得太热,甚至把窗口打开,室内依然太热。这种能源的大量浪费与不必要的污染,实在非常不合理。

在对付传染病上,可能可以做到“控制”,也可能可以达到“扑灭”(见如Barrett 2004)。例如,2002-2003年的非典(SARS)的情形。当时人们的恐慌也显然是过分与不理性的。但这也部分帮助非典的快速扑灭。扑灭所带来的效益或所避免的成本或痛苦,显然比单单控制高很多倍,尤其是从全球与长期的观点而言。

过分恐慌的不理性,可以从下述数字看出。当年的非典,全球的死亡人数不到一千人,或然率不到7百万分之一,单单中国,也不到3百万分之一。这比平均飞行一次的死亡风险还低。可能应该避免或减低,当绝对不必恐慌。我一位新加坡的朋友,本来三月要来上海,但说由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在中国的肆虐,可能要取消了。我就把上述对照数字告诉他,说如果原来值得两次飞行的风险,现在也还应该值得。还有,我也说,新加坡每年都约有几十人死于登革热,或每年约十万分之一,比非典的高很多倍。你还是来上海更加安全。结果,他说,他将会勇敢地来上海。

从进化生物学与快乐研究,人们有两种相反的倾向。一方面,人们天生过分(从预期福祉极大化的观点)怕死,因为这有助于生存。另一方面,人们过分重视物质、金钱、累积等。尤其是在小康之后,更多的消费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增加快乐(我们以后还会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),因此金钱的边际效用接近零。因此,理性而言,福祉极大化要求人们应该愿意用更多钱来避免死亡,而实际上,个人与社会(政府)在这方面往往都做得不够 (Ng 2003)。这两个相反的倾向,对于人们规避这次病毒的影响,看来是前一个的作用比较大。

另外的一些有关比较,中国每年大约有几万人死于流行感冒,也比非典的危险性高百倍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,2015年全世界有一千零四十万人死于肺痨(TB)(见Schito等2016)。这个危险性是非典的一万多倍。而且这些都是每年的,而非典是一次性的。

另外一方面,从整个社会而言,尤其是对于有传染性的疾病,不只要看对个人的危险,也要看得病后对他人的传染风险的增加。其次,对于这次新型冠状肺炎病毒,由于是新的,其危险性人们还没有掌握,不能完全排除巨大的危害的可能。因此,这次政府的防御力度的巨大程度,未必是过分的。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,对中国防止武汉病毒扩散措施的强度与全面性,赞赏有加。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性质,他们多数是偏向宁可失之防范过分,而不要失之不足的。因此,我们可以确信,在这次病毒的防范上,几乎可以完全肯定,中国政府并没有做得不够。是否有些过分的地方,则可能有争议。

个人方面,由于上述原因,我们可以用比较低成本的方法避免或减低风险,但不必恐慌。这次病毒可能感染与死亡的人数都可能比非典高很多,但即使高一百倍,也不超过流行感冒的危险程度,也远低于肺痨的危险。

另外,虽然还不能肯定,但可以相信,由于政府这次防范的力度,以及人民配合的程度(从路上人少,多数人都戴口罩等事实可以看出),多数能够扑灭至少控制这个新病毒。

最后可以指出,即使被感染,也不是被宣判死刑,也还能够痊愈。其实,各种疾病,包括传染病,绝大多数并不能够使一个健康的人死亡。绝大多数死亡的是健康有问题的老人。因此,长期而言,维持身体健康,是避免过早死亡与增加快乐的最好方法。将来,我们还会在本专栏讨论如何维持健康与增加快乐。

文献

BARRETT, S. (2004). Eradication versus control: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policies, Bull World Health Organ. 82(9): 683-8.

NG, Yew-Kwang (2003), 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: 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, 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, 20: 307-50.

SCHITO, M. , HANNA, D. & ZUMLA, A. (2016). Tuberculosis eradication versus control. 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,   S1201971216312243.

黄有光简介:

Monash大学荣休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。

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。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(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)经济学学士学位,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(Reader),1985-2012年任讲座教授(personal chair),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(Emeritus Professor)。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,于1986年被选入Who’s Who in Economics: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-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,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—杰出学者(Distinguished Fellow)。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。

往期回顾:

第一期|年龄与快乐的关系:30岁左右是人生快乐的最低点>>

第二期|黄有光:富人比穷人更难获得快乐?>>

第三期|适应效应:突然中了大奖,你能高兴多久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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